皇后碼頭抗爭：香港本土文化抬頭

撰文 方德豪

假設我們將來回眸香港歷史，在2007年7月，最重要的事情是甚麼？是一連串盛大的香港回歸十周年紀念活動？是特區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？也許都不是。最重要的事情，也許是在這個月底發生的皇后碼頭清拆事件。香港政府計劃7月底展開中環皇后碼頭的“保存”工程，工程期間，會清理皇后碼頭用地，愛丁堡廣場部分範圍會封鎖。保衛皇后碼頭人士對此表示失望及憤怒，他們特別點名批評新成立的發展局，認為發展局口頭上說要平衡保育與發展，但現在卻草率展開工程。所謂的“保存”，即是逐一拆除碼頭的非結構部分。所有組件會臨時存放在大嶼山一幅土地，最遲今年11月完成拆除及存放工序。至於重新組裝皇后碼頭的永久選址及設計，現在仍未有定案。若說去年年底天星碼頭抗爭標誌著香港民眾中的本土意識開始萌芽，這場一觸即發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，大概可以說是“標誌著一場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濫觴”。這場本土文化運動跟過去的運動，有著頗大的分別。香港在過去四十年，也有不同的社會運動，但過去的運動，大多是圍繞著“維權”這個主旋律而起舞的。跟過去的一些勞工運動、艇戶要求上岸定居的運動不同的是，皇后碼頭運動的參與者，大都不會因為這個碼頭的拆遷而有直接的經濟損失。參與悍衛皇后碼頭的人所悍衛的，是在經濟以外，在經濟以上的本土文化承傳。這場運動所負載的意涵，也許是較維權運動本身還要深邃的。“本土文化”作為這場運動裡的主體，也跟香港在過去幾十年出現的“商業文化”或“次文化”也不一樣。“商業文化”或“次文化”要不具有某種經濟價值，要不是自生自滅，沒有附帶任何的“承傳意識”；但“本土文化”卻反映出一種獨立於經濟價值，且是一種會被“有意識地承傳”的人文精神。“本土文化”的出現，跟香港這十年的經歷有莫大關係。自香港回歸以降，香港作為中國大陸窗口的功能正漸漸消失，以至最終香港要依靠祖國；過去香港居民感到驕傲的經濟角色，已漸失色。在這背景下，一些香港人已開始在本土文化裡尋找香港的價值，也許這也是在香港失去其經濟角色後的一種反應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場悍衛皇后碼頭運動的參與者的出現，意味著香港政府在泛民主派以外，又多了一批跟他們抗衡的力量。悍衛皇后碼頭運動的參與者並不是香港市民熟口熟面的社運常客，其核心也不是過去幾十年一直搶在香港在野運動前線的泛民主派。換言之，在泛民主派以外，另外又再出現了一批新興的，有知識的抗衡聲音。悍衛皇后碼頭的參與者，不一定都熱衷政治。他們既不算關心當權者的權力遊戲，也不會理會建制中人（包括泛民主派議員）關心的利益分配。可是，文化議題，卻可能較那些權力和利益分配的“骯髒”交易更容易在市民中間形成共識，也更容易凝聚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。弔詭的是，悍衛皇后碼頭的參與者雖不一定為了政治而出現，但他們卻必然會衝擊到香港的政治生態。通過連串的抗爭和衝突，他們較泛民主派的政客更有力地控訴了政府的專制，也更有力地戳破了“香港有自由，無民主”的論述。特區官員現在於皇后碼頭事件擺出一副“強政勵治”的姿態，繼天星鐘樓後再一次“強勢拆遷”，試問這會造成甚麼後果？假設有關的“問責官員”又不用下台，大家又會得出甚麼結論？巧合的是，現在特區政府正在諮詢未來普選的路線圖。暫時來說，香港市民仍不會對中央政府說不。但在皇后碼頭事件後會有何變化，勢必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。必須重申，“本土文化運動”跟“港獨運動”不同。北京人也有北京的身份認同，上海人也有上海的身份認同。香港過去只談經濟，不談文化；現在的情況其實只是從不正常狀態返回正常狀態吧了。個別喜歡扣帽子的北京官員，大可不必過慮。